一次次的退出与背弃场内股票配资，正在抽掉旧秩序的基石，世界站在了熟悉的十字路口。
2026年初，一则关于美国再次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的新闻，悄然登上全球热搜。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一系列“退群”行为的延续。
有观察家尖锐地指出：这或许标志着1945年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框架，在运行八十年后，已步入名存实亡的终章。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秩序重建期。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回望历史，国际秩序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伴随着主导国家的战略转向与旧有规则体系的崩解。今天美国的举动，与历史剧本中的某些章节，惊人地相似。
一、旧秩序的蓝图与裂痕：理想主义如何让位于现实政治
二战后建立的秩序，其精神雏形可追溯至更早的尝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满怀理想地提出“十四点原则”，倡导民族自决与公开外交，意图构建一个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国际新体系。
他推动建立了国际联盟，梦想以集体安全替代传统的均势博弈。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当理想撞上冰冷的现实利益时，蓝图迅速褪色。
为了确保国际联盟能够顺利成立，避免主要大国退出导致联盟形同虚设，威尔逊最终在关键议题上选择了妥协。他牺牲了中国的正当权益，默许了日本对山东的非法要求。
这一决定，被广泛视为对“威尔逊主义”核心原则的背叛。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国际关系的角力场上，理念的感召力往往不敌对国家利益的赤裸计算。
威尔逊的失败表明，缺乏强大实力支撑和主要大国一致认同的秩序构想，如同沙上筑塔。他所设想的规则，最终沦为纸上谈兵。
二战后的秩序重建，汲取了前次教训。美国凭借其无可匹敌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主导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套多边机构体系。
与国联相比，这套体系更完善，且美国深度嵌入其中并享有特殊地位。它本质上是一种“有管理的自由主义秩序”，美国在提供公共产品（如安全保证、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最大化地维护了自身霸权。
冷战期间，这一秩序表现为两大阵营的对峙。为了整合西方力量对抗苏联，美国牵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北约的成立，标志着军事同盟与集体防御原则成为西方秩序的核心支柱之一。它并非单纯的防御协定，更是美国在欧洲保持前沿存在、遏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工具。
与此同时，对战败国的处置也体现了秩序构建中“现实政治”的逻辑。以德国为例，战后初期盟国制定了严厉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政策，意图彻底铲除其战争潜力。
然而，随着美苏矛盾激化，德国的战略价值发生了根本改变。西德从需要严加管束的战败国，一跃成为抵御东方“铁幕”的前沿堡垒。
美国政策迅速转向，从拆卸工业设备转为推动马歇尔计划，甚至开始考虑重新武装西德。国际秩序的原则，再次让位于地缘战略的迫切需求。
二、单边主义的幽灵：从“先发制人”到“美国优先”
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彼时，有学者欢呼这是“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将一统全球。
然而，失去制衡的霸权，其行为模式也悄然发生变化。一种基于强烈道德优越感和实力自信的单边主义倾向开始抬头。
这种思想根源，部分可追溯至美国政治中深厚的宗教保守主义传统。某些势力持有一种“天选之国”的信念，认为美国的价值与道路具有普世性，其行动天然具有正义性，甚至享有某种“豁免权”，可以超越普通的国际规则。
这种心态在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中展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公开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
它宣称，美国有权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予以消除。这实质上将自身的安全判断凌驾于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之上，为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选择性参与”特征。对于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条约与组织，积极维护；对于认为可能束缚手脚或让渡主权的机制，则持怀疑甚至排斥态度。
从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到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一系列举动都显示出，多边主义对美国而言，越来越像一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工具，而非必须遵循的原则。
这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倾向，为日后频繁的“退群”行为埋下了思想伏笔。当现任政府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将国际组织视为“负担”或“不公平条约”时，我们看到的并非全新的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思潮在新时代的延续与激化。
从“先发制人”到“美国优先”，内核一脉相承：即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方式，应完全由美国自主决定，外部规则与伙伴意见的权重不断降低。
三、秩序的黄昏：当支柱开始动摇
如今，美国系统性“退群”的行为，正在从多个维度侵蚀二战后秩序的根基。
首先，它动摇了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从贸易规则到防扩散体系，许多全球性挑战需要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在既有多边框架内提供领导力、协调资源并遵守共同规则。
美国的退出或消极对待，导致这些机制陷入瘫痪或效力严重衰减，形成“治理赤字”。
其次，它严重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与可预期性。规则的生命在于被普遍遵守。当最主要的制定者和曾经的维护者开始频繁“违约”，其他国家便会质疑遵守规则的意义，转而寻求自助或建立小圈子，全球体系有滑向“丛林法则”的风险。
再者，它加速了地缘战略板块的重组与对抗。美国从一些国际框架中抽身，客观上留下了权力真空，并释放出战略收缩或转向的信号。
这促使其他力量中心（如欧盟、中国、俄罗斯等）要么寻求填补真空，要么加强区域整合以自保，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势力范围争夺。联盟关系变得更具交易性和不确定性。
历史并非没有提供先例。上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大危机，主要大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竞相货币贬值，国际联盟无力制止法西斯国家的扩张行径，最终导致全球体系崩溃并滑向世界大战。
当然，今天的世界相互依存度远非当年可比，但核心逻辑相似：当主要大国放弃对体系的维护责任，转而追求短视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系统性风险便会急剧升高。
四、前方的岔路：混乱过渡与秩序重塑的可能
我们或许正站在一个旧秩序“寿终正寝”、新秩序“分娩阵痛”的过渡期。这个阶段注定不会平静，混乱、摩擦与局部冲突的风险将显著上升。未来的秩序重塑，可能呈现几种路径：
一是“平行体系”的竞争。不同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国家集团，可能构建各自主导的区域性或领域性规则体系，形成多个相对独立、彼此竞争甚至部分脱钩的“圈子”。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可能出现基于不同标准的区块化趋势。
二是“区域主义”的强化。在全球层面合作困难加大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可能成为各国更现实的选择。类似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组织的作用和自主性可能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事务中代表区域发出更强声音。
三是“有限多边”与“议题联盟”。全球性宏大规则体系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基于具体议题（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的、成员范围灵活多变的“小多边”合作。这种合作更具针对性，但整体性和协调性更差。
四是新一轮大国协调与“新冷战”格局。主要力量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博弈与试探，可能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均势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范围可能更有限的大国协调机制。也不排除世界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或地缘战略上的对立阵营。
无论哪种路径，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其中的角色都至关重要。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秩序，离不开主要大国之间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并承担相应责任。
文史君说
美国一次次“退群”的举动，像一把凿子，正在一块名为“战后秩序”的巨冰上留下深刻的裂痕。冰层之下，是历史周期律的暗流：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体系能永恒不变，其寿命终将由主导国的维持意愿与其他力量的消长共同决定。
威尔逊的理想在巴黎破碎，冷战的两极格局在柏林墙倒塌后终结。如今，我们或许正在见证又一个“柏林墙时刻”——不是砖石围墙的物理倒塌，而是规则、信任与共同理念之墙的缓慢风化。
未来的世界，是滑向霍布斯式的丛林，还是能艰难孕育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新秩序，取决于今天每一个主要行为体的选择。混乱不是必然结局，但它无疑是秩序真空期最可能的首个访客。为这个访客可能带来的寒意做好准备，或许是这个时代留给所有国家的必修课。
参考文献：
[美]亨利·基辛格，胡利平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
方连庆：《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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